5月7日，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中信出版集團等單位協(xié)辦的“中國經濟真問題——‘中國的坎’研討會”在京舉辦。

華夏時報（公眾號：chinatimes）記者 米方 北京報道

對于中國經濟問題，學術界歷來有不同解讀，而對于中國經濟問題中最本真方面之一，即中國社會財富創(chuàng)造者的利益分配問題，即中國是否存在、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學術界更是有著非常不同的理解和認知。強烈主張進行供給側改革的中國新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要遭遇的一道坎，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推動中國經濟成功跨越這道坎。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其《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書中，曾對上述問題有很深入的闡述，以致中宣部、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中國中央電視臺贊譽該書為“2016年度中國好書”。

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疑惑是，在目前中國經濟轉型遇到諸多難題和需要面對新常態(tài)等復雜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是否是解決其他一系列宏觀問題的充要前提條件？多位新供給學派的學者5月7日舉行圓桌會議，就此問題展開了分析研判。

賈康：“世界的局，中國的坎”

賈康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統(tǒng)計現象，是客觀的世界之局中可觀察到的真問題，也是中國經濟需要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而對于要完成現代化“中國夢”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頂級真問題。因此他表示，基于全面研究，我們不接受“否定論”，不贊成完全的“樂觀論”，而應該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戰(zhàn)略思維，對這個問題做深入研討，在貫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zhàn)略方針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潛在威脅，經受住這一歷史性的考驗。

賈康說，聯(lián)系當下的經濟運行形式，中國在追趕和借鑒中十分需要保持理性，“老二”的這把交椅不好坐。人們非常關注美國特朗普新政中的減稅，這個“老大”的減稅，被有些評論稱為是對中國減稅的競爭與倒逼，形成了很大的沖擊和壓力。中國作為老二，怎么借鑒，怎么應對？賈康表示在自己專著中已特別闡述了“財政三元悖論”分析框架：

在減稅、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及控制赤字和債務水平這三個公眾都非常擁護的政策方針中，其實充其量只可能同時實現兩項。美國人的減稅，實際上是在三元悖論的制約框架之下有一個其他經濟體完全沒有的“美元霸權”空間，可以把這樣一個終極約束在現實生活中的臨界點，在很大程度上外推，中國顯然在這方面跟美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賈康特別提出：同樣都是“稅”，美國的稅制是明顯帶有現代化特征的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而中國是明顯帶有稅制改革任務必須改變的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中國的稅制結構非但沒有“自動穩(wěn)定器”功能，而且還是順周期的；非但沒有應對社會發(fā)展中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有效再分配功能，反而在這方面處理不好、不到位，從而可能使我們社會中已經積累的矛盾因此推波助瀾。所以，要想簡單地把“減稅”兩個字從特朗普那里搬到中國來借鑒，后面跟著的是方案的設計掌握，要面對完全不同的現實情況，中國人必須防止在這方面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賈康說，“世界的局，中國的坎”，攸關國家、民族、公眾命運的歷史考驗在即，而陷阱必須跨越！只有堅定地排除萬難啃硬骨頭，落實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的大政方針，中國經濟就會有望以6.5%的年均增長，匹配“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下的經濟社會進步，于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的不到10年時間，過坎成功，造福全國百姓。

馬曉河：遲早跨越陷阱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馬曉河表示，從現在到2025年間，中國正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qū)域，人均GDP8000美元，下一步要向人均GDP16000美元邁進。國際經驗表明，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一般從發(fā)達國家看，其結構要達到兩個70%和兩個60%：消費率在70%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務業(yè)比重60%以上，中產階級60%以上。

他認為，中國要想跨越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有三個結構需要考慮：一是需求結構怎么樣從現在的投資導向、出口拉動轉向消費導向？這是個大問題，這背后的問題是體制。就是我們的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政策安排怎么樣能支持老百姓消費，用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使中國的市場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盡管當前我們的消費貢獻率很高，那是以投資的下降為替代的；二是產業(yè)結構，我國的產業(yè)結構是一個典型的經濟處于中上等收入國家水平，產業(yè)結構處于中下等收入國家的水平，是一種供給超過需求的產業(yè)結構。而且這種產業(yè)結構最大的問題是，落后的傳統(tǒng)產出動力正在喪失，而新興產業(yè)成長還在孕育期，新舊兩個不接續(xù)；三是社會結構，我國社會結構的問題是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導致社會結構演變相對落后。比如橄欖型社會的建立，中產階層成長現在還不夠，假如說要讓老百姓自我認同，中國中產階層非常小。要想實現以中產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社會，還需要努力。另外是市民化社會形成緩慢。我們有兩個指標，第一是城市戶籍指標，大概是40%，第二是常住人口指標，大概是57%多。要達到70%以上的城市人口，兩個指標都有差距。社會管理和改革滯后，盡管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在縮小，但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在分化，不利于中產階層形成；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差距在擴大，這個擴大也不利于形成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階層之間的流動，代際之間身份改變需要改革，人員流動身份改變能不能更順暢？通道更寬？通過自身奮斗和社會推動可以改變代際身份，農村人變?yōu)槌抢锶?，農民成為工程師，一個下海人變成老板，這個跨代際改變身份，需要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馬曉河的結論是，中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qū)域，向發(fā)達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條件還要繼續(xù)培育和創(chuàng)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確定性因素還比較明顯，特別是三大結構轉型不協(xié)調，影響經濟結構轉型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型緩慢，將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最大制約因素。不過馬曉河說，他相信中國遲早會進入發(fā)達國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魏加寧：提出五點應對建議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魏加寧認為，應從基尼系數的視角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世界上沒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基尼系數大都在0.45以上。而影響基尼系數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市場化因素，二是泡沫經濟因素，三是科技創(chuàng)新因素，四是全球化因素，五是權力尋租因素。

魏加寧說，搞市場經濟強調提高效率，能者多勞，多勞多得。從公平的角度來講，誰的效率越高，誰的收入也會越高。如果有自由，那么他就可以把他的財富轉移給下一代，其結果是，下一代肯定會形成不平等。談到泡沫經濟因素，他表示，日本當年出現泡沫經濟的時候，社會學家就指出，泡沫經濟會迅速拉大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道理很簡單：在房價快速上漲的情況下，有房的人和沒房的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就會迅速拉大。在股票價格快速上漲的情況下，持有股票的人和沒有股票的人之間的差距也會迅速拉大。從科技創(chuàng)新因素看，魏加寧認為，由于科技創(chuàng)新，加上風險投資，加上資本市場，這樣一種組合就可以使那些掌握了新技術的人一夜暴富，迅速發(fā)家致富。但是那些沒有掌握新技術的人，就會面臨失業(yè)威脅，至少也是低工資風險。所以科技創(chuàng)新本身也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現在人工智能技術、機器人快速發(fā)展以后，將來很多人會面臨失業(yè)的問題。去年獲得雨果獎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講的就是機器人發(fā)展以后面臨的一些社會問題。根據日本野村提供的圖片，將來有很多職業(yè)會被電腦替代，有一些領域要被機器人替代，這些失業(yè)者的收入問題怎么辦？

關于全球化因素。魏加寧說，《全球化的悖論》一書指出，在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推動下，富裕地區(qū)和貧窮地區(qū)的比例，工業(yè)化初期是2：1，現在是20：1。目前，最富裕國家和最貧窮國家比例已經達到了80：1。全球化本身也在拉大收入差距。

至于權力尋租因素。魏加寧稱，這個因素講起來確實很難，因為它最難以測算，最難以估量。前面那些因素還可以用量化辦法加以測算，但是腐敗因素沒法測算。從本屆政府大力反腐敗以來媒體揭露出來的案例看，實在令人難以想象。但需要指出的是，造成腐敗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市場化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市場化改革走到一半，處于“半市場化+半行政化”中間狀態(tài)，這種中間狀態(tài)下最容易發(fā)生腐敗。因為，半行政化可以尋租，而半市場化則可以變現。為什么有人說計劃經濟時期好像腐敗沒那么厲害呢？實際上那時并不是沒有腐敗，而是無法變現，無法貨幣化。我們看到，本屆政府大力度反腐，成效非常顯著。我推測，近年來官方的基尼系數有所下降，是不是與大力反腐有關？但是，要想鞏固這一反腐成果，還是要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徹底鏟除腐敗產生的體制土壤，盡可能縮短市場化的“過渡期”，壓縮腐敗產生的空間。

針對上述影響基尼系數的主要因素，魏加寧提出了如何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5點應對建議：

第一，應對市場化帶來的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從發(fā)達國家戰(zhàn)后經驗來看，無非是兩種做法；一個是加大稅收制度改革，把富人的稅收上來；再一個就是完善社會保障，完善醫(yī)療保險、養(yǎng)老保險，解決窮人的生老病死問題。

第二，應對泡沫經濟帶來的差距拉大問題。要在做好準備的條件下，設法逐步消除泡沫經濟的風險。所謂做好準備，就是要完善“兩個安全網”，一個是金融安全網，一個是社會安全網。只有把這兩個安全網做好，再去主動的逐步化解風險，這樣才能做到縮小收入差距，保持社會穩(wěn)定。

第三，應對因技術創(chuàng)新帶來的失業(yè)增多風險。魏加寧說，現在中國有一個十分矛盾的現象：一邊是東北、西北大量職工下崗失業(yè)，但另一方面，廣東、浙江、江蘇等東南沿海地區(qū)都在拼命地開發(fā)機器人。那么失業(yè)問題加劇怎么辦？北歐國家由于近年來基尼系數上升很快，所以正在進行一項叫做“社會基本收入”的實驗，雖然瑞士最近相關公投失敗了，但是芬蘭已經開始進行試驗：就是隨機抽出2000名公民，給這些公民每人每月發(fā)放560歐元的“基本收入”，試圖用這種辦法解決技術創(chuàng)新帶來的失業(yè)減收問題。而采取這種措施也會面臨幾個問題：首先，如何防止養(yǎng)懶人？如何防止計劃經濟的復歸？其次，這種做法是否適用于人口眾多的發(fā)展中大國？最后，就業(yè)到底是福利還是權利？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討。魏加寧認為，正確的做法可能是，首先還是要把失業(yè)保險、社會保障搞好。其次，“基本收入”政策應當首先針對那些公益事業(yè)，而不是像北歐國家那樣面向全體國民隨機抽樣。

第四，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收入差距拉大問題。丹尼·羅德里克提出了全球化的三元悖論，在民主體制、國家主權和全球化之間只能三選二。在國家主權不變的情況下，就等于要在民主化和全球化之間做出選擇。美國特朗普上臺，說明美國是在保民主，但是在全球化方面就出現了倒退。

第五，應對權力尋租帶來的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當前，習近平總書記一手抓反腐，一手抓扶貧，這個思路絕對是非常正確的，對于縮小收入差距來說，恐怕也是唯一正確的方向。但是下面在具體落實時的一些具體做法，需要進行深入研究，應當注意學習發(fā)達國家的經驗，也包括東方國家比如日本和新加坡的經驗，更多通過民主法治來縮小收入差距。

姚余棟：把人民幣做成黃金貨幣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副秘書長、大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姚余棟，對于中國經濟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問題認為，必須把人民幣做成像美元一樣的人民幣黃金，人民幣國際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

他說，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第二強勢貨幣——我們的人民幣，只是對美元略貶，大部分時候都在升，而且人民幣一攬子總體相對穩(wěn)定。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巴西、俄羅斯扛不住，人民幣還算比較“任性”？“我想有我們中國經濟的成就，有我們金融業(yè)的努力。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成功加入SDR，獲得了國際儲備貨幣帶有的制度性權利，給我們增信了。這強制性使得很多國外機構必須配置人民幣。到2017年1月，已經有80多家境外機構把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我當年曾經管過這個業(yè)務，當年也就是40家，但經過兩年左右，就翻了一倍。”

姚余棟提到，2017年3月31日，IMF公布的國際外匯儲備中，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占了全球的1.1%。這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幣已經不能光被看作是一個新上貨幣，我們是國際貨幣。雖然我們離真正的國際貨幣還有一段距離，還需要艱苦努力。

“能加入SDR，這是了不起的。但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我們的路程還很長，需要時間讓國際金融機構、國際組織更適應，更多的來配置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形成一個路徑依賴。” 姚余棟強調，這需要我們對內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到位，對外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因為只有人民幣成為人民幣黃金，才能讓我們不懼未來國際金融風浪，才能使我們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金海年：直面兩個挑戰(zhàn)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副秘書長、諾亞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認為，從1987年到2015年，高收入門檻的年均增長率大概是3%左右。“因此，如果中國未來的人均GDP增長率達不到3%，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發(fā)展速度沒有別人跑得快，就無法從第二集團跑到領先的那個集團里去。這是最直接、最表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定義。深層次來講，只有人均GDP指標是不夠的，還要有社會的指標、生態(tài)的指標等等，需要綜合的指標。這首先是一個相對概念，就是中國一定要比別的國家跑得更快，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比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fā)達國家跑得還要快才行，否則的話，就永遠在第二集團軍里。而且，這個跑得快不僅是增長率，還要看存量，增量和存量都非常重要。”

金海年說，如果從更大的歷史跨度上看，人類歷史上存在著三大陷阱：除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外，還有歐洲的中世紀發(fā)展陷阱，和中國的改朝換代的陷阱問題。這三個大的陷阱，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系統(tǒng)研究。

“另外一個就是現狀的問題”。金海年表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面臨著比日本、韓國、四小龍等已經跨越的13個國家都更大的挑戰(zhàn)。要讓13億中國人一起跨越這個陷阱，意味著整個統(tǒng)計效益上會更快的拉高高收入門檻，所以我采用3%作為門檻增長率。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速從現在的6.5%左右，比如每5年下一個坎，我們仍然可以在大概10年到15年的時間，保守估計在2030年我們可以跨越高收入門檻。但是跨越了高收入門檻，是不是中國就跨越了這個坎呢？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進入了高收入國家呢？也不是的。我們看到了很多失敗的教訓，是超過了以后又退回來了。因此我們面臨兩個階段的挑戰(zhàn)：第一個挑戰(zhàn)是，要先過這個線；第二個挑戰(zhàn)是，能不能保持住，能不能繼續(xù)增長？即使跨越了1.9萬美元（2030年的高收入標準），但我們仍然距離美國、距離日本人均GDP要差很多。雖然說人均GDP不是全部，但是沒有人均GDP不行，它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 因此，未來我們的挑戰(zhàn)有兩個：一個是能不能跨過去，一個是跨過去以后會不會退回來？”金海年強調。（編輯 嚴葭淇 主編 商灝）